奥门新浦京8867变观念 避风险 重实效——第七届新疆矿博会给破解矿产勘查难题的启示

  “预计全球矿产风险勘查市场将在2017年开始回升。由于财政资金退出竞争性领域,国内矿产勘查市场回升还要晚一些。国内矿产勘查市场再度崛起,不能仅立足于国内,还要立足于境外勘查市场。系统总结十余年来境外矿产勘查的经验和教训,是境外再战的宝贵财富。把国内做项目的思路和方式搬到境外,是失利的源头。境外勘查不缺技术,缺的是商业性矿产勘查经营思路和技巧。境外勘查不能停,完全停下来,有成果的探矿权灭失,将损失更大,有条件的,一定要坚持下去。”在第十届全国百家地质队长座谈会上,中国冶金地勘总局原总工刘益康就“境外矿产勘查的展望与回顾”的话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同时,他展望了境外矿产勘查前景,并回顾了过去十几年来境外矿产勘查的成败得失,总结了境外矿产勘查存在的主要问题,为境外矿产勘查提供了一些思路和建议。
  矿产勘查产业周期与矿产品价格起伏同步   “矿产勘查是一个周期性起伏的产业。它的起伏和矿业起伏基本同步,但稍有滞后。”刘益康认为,贵金属,特别是黄金价格的起伏,与商业性矿产勘查市场的起伏,契合得最好。
  以黄金为例,上世纪70年代末,黄金价格曾上探过803美元/盎司的高点,引发了全球的勘查热潮。那时国内勘查是封闭的,完全是计划经济体制,感受不到市场的信号。
  本世纪初,金价步入20多年来的最低点,矿产勘查业也随之步入寒冬。地勘队伍陷入困境,大批人员下岗,艰难地谋求生路。随后金价飙升,加上政策因素的影响,矿业回暖,矿产勘查快速步入春天。2011年9月6日,金价到达1920.8美元/盎司的顶峰。而此时的地勘市场也同样炙手可热。
  随后,连续4年多的金价下滑,地勘业又重回阵阵寒意的“冬天”,有的地质队甚至再次出现了生存危机。
  而对比1997年~2015年全球固体矿产勘查投入情况也可以发现,勘查投入的高低峰值相比金价的高低峰值,大约有一年的滞后期。刘益康将此解释为“一种市场的惯性”。例如,金价的峰值在2011年,而2012年全球的勘查投资仍在上升,到2013年市场才反应过来,接着连续3年大幅下跌。同样,勘查投资的回升,也有个滞后期。
  矿产勘查和矿业存在的供求周期一旦出现,矿产勘查首当其冲,起伏剧烈。
  勘查市场2017年可能全面回暖   进入2016年以来,金价已连续4个月上涨,幅度达20%,这意味着什么?
  2016年,矿产市场已出现价格回暖的迹象。
  数据显示,铁矿价格上升约40%,黄金价格上升约25%。
  随之而来,矿产勘查市场也出现了一些积极动向。今年一季度,初级勘查公司筹融资有了小幅上升。
  对照希尔威、明科等公司的股价,在经历了近4年的连续下滑之后,从今年1月起有了止跌回升迹象。刘益康推测,这很可能是勘查市场回暖的信号。
  他还据此判断,由于勘查市场相比于矿产品市场有约1年的惯性滞后。2016年,全球的矿产勘查投入还将继续下滑,到2017年,才有可能回升。而国内矿产勘查市场,由于以前对政府投入的依存度大,其回升的势头还会更迟一些。
  再逢春天的矿产勘查机遇在哪   “应当说,矿业再次崛起的机遇在境外。”刘益康表示,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各行各业,从高铁到电器,从科技到服务,都把目光瞄向了世界市场。中国的地勘业也不例外,不仅要立足于国内,而且要面向全球的矿产勘查市场。
  他还详细分析了其中的决定性因素。
  首先,除了部分小矿种和煤矿以外,中国矿产资源禀赋存在缺陷。虽然不少矿种看起来资源量不少,但要把它们变成矿产品,缺乏市场的竞争力,呆矿比例高。其次,由于勘查区居民环境意识不断提高,地方政府对矿业收入的依存度降低,大量碍绿矿权,缩小了找矿的范围,国内矿产勘查投资环境日趋收紧。再次,我国有全球最大的找矿勘查队伍,有限的可供找矿的区域已容纳不下百局千队这么大的找矿力量,矿产勘查产能过剩。当前,国家推出了“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指明了矿产勘查应向何处去。此时,正是矿产勘查业的低潮期,未来两三年,可能会进入新的矿业周期。我国的矿产勘查必须融入全球的矿产勘查市场,坚持境外矿产勘查的方向。
  矿产勘查开发投资机遇在矿业低潮期   刘益康认为,矿产勘查开发投资的机遇往往在矿业的低潮期。
  “国外的必和必拓,国内的紫金集团,都是在矿业低潮期崛起的。在矿业疯狂期去追高,其结果大多不妙。”他提示,目前,在全球矿业发展的低潮期,境外有大把质高价低的勘查项目,国内企业抓住乍暖还寒的机遇是关键。同时,他还认为,面对境外矿产勘查的成败,要更新观念,不以斤两数定成绩。
  他表示,业内的通常做法是,按规范里矿床工业指标的一般要求,找到并圈出了矿体,就算勘查成功。找到的矿床越大,成绩也越大。而矿床的大、中、小型划分标准,是以矿石量或金属量的多寡,以重量为单位来计算的。
奥门新浦京8867,  “但是,衡量矿床规模,除了斤两数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更重要的内涵,值得我们去关注呢?”他表示,在国外,大规模的矿床,除了具备“矿要足够大,能够形成大的矿山产能,在世界上有知名度”之外,还要考虑矿产品的成本在国际市场上是否有足够的竞争力;在几十年矿山寿命期内,能否抵御各类风险的冲击。
  同时,刘益康提醒还要关注矿山建设,单位产能的资本投入要有比较优势。
  而在通过预可行性研究,最终获得合适的矿产品成本和单位产能资本投入的矿床之前,境外矿产勘查取得阶段性成功,还应具备以下三个方面的条件:首先,境外勘查项目筹集到风险勘查资金,这是很重要的一步。对地勘单位来说,这比实施找矿还要困难得多。其次,探获所在国质量体系承认的资源量(储量),这意味着在境外获得进一步筹融资和商业并购的通行证。再次,通过出售转让勘查成果的权益,使矿产勘查投资者及时获得回报,而不是在最终矿山投产之后。
  境外矿产勘查失利的原因   “这些年来,境外矿产勘查失利远多于成功。”刘益康进一步分析了境外勘查失利的原因:一是找不到矿的自然风险;二是评价指标的经济风险,按照国内的一般工业指标开展勘查,其预可研结果根本不经济,不可开发,这成为境外矿产勘查的最常见的败局;三是环境社区法律政治风险,因环保、社区、法律、政治因素,或不可开发,或矿权权益丢失,常使地勘企业扼腕叹息,其根本原因是立项的尽职调查不到位,或文化习俗差异处置不当。
  据刘益康介绍,我国境外矿产勘查起步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对越南的铬砂矿和阿尔巴尼亚铜锌矿的勘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澳大利亚、秘鲁、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也有一些零星的工作。
  我国地勘单位大规模境外矿产勘查始于本世纪,包括境外矿产风险勘查基金,与企业合作的境外矿产勘查,在境外上市初级勘查公司运作,地勘单位自有资金投入等。
  1994年~1997年和2004年~2007年,我国曾掀起了国外勘查公司投资矿产勘查的热潮。在中国投资的国外勘查公司,最多时达百家,但大多铩羽而归。其失败的重要因素,除了全球勘查市场起伏,国内勘查投资条件劣化等因素外,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对中国矿产勘查市场、商业文化和运作规则等“水土不服”。
  刘益康表示,在不同国家地区、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商业习惯、不同运作理念下,要达到境外勘查的目的,有着不同的路径。而就目前掌握的信息来看,国内企业在境外矿产勘查投资和运作成功率很低。其原因从思维方式、运作模式、商业理念等方面总结,主要有九个方面问题。
  第一,境外勘查投资决策一个常见的误区是,找矿潜力占的权重过大,对其他因素考虑不够。地勘企业习惯于按国内做项目的程序运作,按照规划立项、申请资金、设计审批、勘查实施、提交成果、报告验收的固定套路前行。即使对地质因素,他们也往往局限于对地层构造条件、岩浆活动、变质作用、矿化显示、物化探异常等一般性判断。而对选区是否位于勘查开发的热点区带,目标矿床是否为重要的矿床工业类型,是否有明显的富矿显示,则关注不够。勘查投资要有商业经营理念,远视矿产开发,融入国际矿产勘查的商圈和资本市场,研究经营风险,预设矿产勘查赢利的途径。在境外矿产勘查中,除找矿潜力是投资决策的首要条件外,还要做全面的尽职调查。如果尽职调查概念化,不专业,不到位,做表面文章,那么就会导致在千变万化的国外环境中缺乏应对措施和预案,最终失利。
  第二,评价矿床的视角发生偏差是普遍性问题。境外勘查企业普遍以国内的矿床工业指标要求圈定矿床,只重视矿床的大中小,从而忽视矿床平均品位,忽视经济概略性研究,缺乏具体国家、具体环境的论证。
  第三,不了解大宗矿产勘查开发形势。我国对大宗矿产品的巨大需求,引发了境外铁矿石、钾盐、铝土矿找矿的热潮。但这些低值的大宗矿产品,必须要有铁路、深水港口等基础设施的物流条件支撑,才能得以开发;或矿床的品位、规模足以支撑新的基础设施建设成本,才能决定开发。事实上,境外许多大宗矿产的矿床是早已发现了的,只要有市场需求,即可投入预可研,加密钻探,开展选冶试验,计算储量。因此,在境外矿产勘查市场,找矿投资几乎没有大宗矿产的份额。
  第四,对原住民、NGO、政府作用的误判,是境外勘查失利的又一原因。境外矿产勘查企业常常过分重视政府的作用,而低估甚至忽视协会、工会和其他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在发达国家,地方政府的推动作用十分有限;而取得原住民社区对矿产勘查的支持,是境外矿产勘查中的一个大难题。环境问题是和原住民、NGO、政府打交道的核心话题。环境保护支出,已成为境外矿产勘查的一道高门槛。矿产勘查是矿业开发环境保护的形象大使。但境外矿产勘查的环保问题,在我国企业内还未引起足够重视,还处于启蒙阶段。
  第五,境外矿产勘查投资,面对资源潜力大、品位高、价格便宜的好项目,要多问几个为什么,要多挖掘“好项目”背后的隐情。例如,国外合作方是否刻意隐瞒因环保事故被法院已裁定的巨额赔偿,从而避免造成勘查投资失误。
  第六,境外矿产勘查与开发脱节现象比较普遍,不能一味追求找大矿的结果,在还没有搞清开发条件时,就大力推进勘查。在我国计划经济时代,勘查与开发的衔接,是通过地矿系统与各工业部门的协同配合来完成的。随着工业部门的撤销,勘查逐渐市场化,若还是财政出资勘查,必然会形成矿产勘查单打独斗的局面。而在境外勘查,这种脱节现象就更加凸显。
  第七,被过多的探矿权拖累,是境外矿产勘查应当反思的又一个问题。要慎重地将境外探矿权数量多少、总面积大小看成企业资产、实力和工作业绩的重要标志。在境外,维护探矿权是要花很大代价的。在有的国家探矿权管理中,对探矿权的使用费和勘查投入要求逐年快速上涨,探矿权逐年按比例退回,并要求按时间节点提交年度地质报告。如果探矿权过多,所占矿权与公司资金技术和管理实力不匹配,将最终导致境外勘查资金趋紧,困境更加凸显。
  第八,地勘单位实施境外矿产勘查时,习惯按国内的方式运作,集投资商、运营商、承包商于一身,这种思路不是一个适合境外勘查经营的选择,牺牲了效率,分散了技术和管理团队的精力,影响了找矿的效果。境外勘探公司精力要集中在找矿上,只确定勘查方案。而勘查场地征地、平整、钻探、编录、化验、报告编写、环境恢复,以及预可行性研究等,完全可以承包给当地公司,以提高境外矿产勘查的效率。
  第九,境外矿产勘查在选择合作对象上,未能审慎地选择境外勘查合作者,难于判识各类资料的真实性,为投资和项目运作埋下了隐患。在可能的条件下,最好选择上市初级勘查公司为投资和运作对象。初级勘查公司经过多年工作,不断登记或购得探矿权,同时通过勘查工作,陆续放弃潜力有限的探矿权,从而控制了相对优质的探矿权区,地质资料的真实性和代表性受到证券市场监控,相对可靠,降低了风险。以此为依托,还可进一步在风险资本市场上筹资,并获得一个勘查投入的退出通道,不必等到矿产开发才收获勘查成果。

  在当前矿业市场普遍低迷的形势下,勘查市场的现状及前景又如何呢?在前不久举行的第十届全国百家地质队长座谈会上,中国冶金地质总局原总工刘益康给出了他的看法:全球矿产风险勘查市场,预测可能将在2017年开始回升。由于财政资金退出竞争性领域,国内矿产勘查市场回升还要晚一些。
  刘益康认为,矿产勘查是一个周期性起伏的产业,它的起伏和矿业起伏基本同步,但稍有滞后。矿产勘查开发投资的机遇,往往在矿业的低潮期。他提示,目前,在全球矿业发展的低潮期,境外有大把质高价低的勘查项目,国内企业应抓住乍暖还寒的机遇。
  刘益康认为,国内矿产勘查市场再度崛起,不能仅立足国内,还要立足于境外勘查市场。然而十几年来境外矿产勘查失利远多于成功也是事实。那么回顾并审视那些失败的案例,吸取教训,找到症结,显得十分必要。刘益康坦言,把国内做项目的思路和方式搬到境外,是失利的源头。他表示,境外勘查不缺技术,缺的是商业性矿产勘查经营思路和技巧。
  在境外勘查投资决策中除了考虑找矿潜力外还要考虑哪些因素?评价矿床的视角应该放在哪里?境外矿产勘查企业除了要重视政府的作用,如何兼顾协会、工会和其他非政府组织的支持?能不能一味追求找大矿,追求探矿权数量、面积?如何因地制宜地运作提高境外矿产勘查的效率?如何审慎地选择境外勘查合作者?今日本报7版推出《中国企业在境外勘查矿产要避免九个误区——中国冶金地勘总局原总工刘益康先生谈境外矿产勘查》为您详细报道,以期为从事境外矿产勘查的地勘单位提供参考,找到出路。敬请垂注。□
  “预计全球矿产风险勘查市场将在2017年开始回升。由于财政资金退出竞争性领域,国内矿产勘查市场回升还要晚一些。国内矿产勘查市场再度崛起,不能仅立足于国内,还要立足于境外勘查市场。系统总结十余年来境外矿产勘查的经验和教训,是境外再战的宝贵财富。把国内做项目的思路和方式搬到境外,是失利的源头。境外勘查不缺技术,缺的是商业性矿产勘查经营思路和技巧。境外勘查不能停,完全停下来,有成果的探矿权灭失,将损失更大,有条件的,一定要坚持下去。”在第十届全国百家地质队长座谈会上,中国冶金地勘总局原总工刘益康就“境外矿产勘查的展望与回顾”的话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同时,他展望了境外矿产勘查前景,并回顾了过去十几年来境外矿产勘查的成败得失,总结了境外矿产勘查存在的主要问题,为境外矿产勘查提供了一些思路和建议。
  矿产勘查产业周期与矿产品价格起伏同步
  “矿产勘查是一个周期性起伏的产业。它的起伏和矿业起伏基本同步,但稍有滞后。”刘益康认为,贵金属,特别是黄金价格的起伏,与商业性矿产勘查市场的起伏,契合得最好。
  以黄金为例,上世纪70年代末,黄金价格曾上探过803美元/盎司的高点,引发了全球的勘查热潮。那时国内勘查是封闭的,完全是计划经济体制,感受不到市场的信号。
  本世纪初,金价步入20多年来的最低点,矿产勘查业也随之步入寒冬。地勘队伍陷入困境,大批人员下岗,艰难地谋求生路。随后金价飙升,加上政策因素的影响,矿业回暖,矿产勘查快速步入春天。2011年9月6日,金价到达1920.8美元/盎司的顶峰。而此时的地勘市场也同样炙手可热。
  随后,连续4年多的金价下滑,地勘业又重回阵阵寒意的“冬天”,有的地质队甚至再次出现了生存危机。
  而对比1997年~2015年全球固体矿产勘查投入情况也可以发现,勘查投入的高低峰值相比金价的高低峰值,大约有一年的滞后期。刘益康将此解释为“一种市场的惯性”。例如,金价的峰值在2011年,而2012年全球的勘查投资仍在上升,到2013年市场才反应过来,接着连续3年大幅下跌。同样,勘查投资的回升,也有个滞后期。
  矿产勘查和矿业存在的供求周期一旦出现,矿产勘查首当其冲,起伏剧烈。
  勘查市场2017年可能全面回暖
  进入2016年以来,金价已连续4个月上涨,幅度达20%,这意味着什么?
  2016年,矿产市场已出现价格回暖的迹象。
  数据显示,铁矿价格上升约40%,黄金价格上升约25%。
  随之而来,矿产勘查市场也出现了一些积极动向。今年一季度,初级勘查公司筹融资有了小幅上升。
  对照希尔威、明科等公司的股价,在经历了近4年的连续下滑之后,从今年1月起有了止跌回升迹象。刘益康推测,这很可能是勘查市场回暖的信号。
  他还据此判断,由于勘查市场相比于矿产品市场有约1年的惯性滞后。2016年,全球的矿产勘查投入还将继续下滑,到2017年,才有可能回升。而国内矿产勘查市场,由于以前对政府投入的依存度大,其回升的势头还会更迟一些。
  再逢春天的矿产勘查机遇在哪
  “应当说,矿业再次崛起的机遇在境外。”刘益康表示,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各行各业,从高铁到电器,从科技到服务,都把目光瞄向了世界市场。中国的地勘业也不例外,不仅要立足于国内,而且要面向全球的矿产勘查市场。
  他还详细分析了其中的决定性因素。
  首先,除了部分小矿种和煤矿以外,中国矿产资源禀赋存在缺陷。虽然不少矿种看起来资源量不少,但要把它们变成矿产品,缺乏市场的竞争力,呆矿比例高。其次,由于勘查区居民环境意识不断提高,地方政府对矿业收入的依存度降低,大量碍绿矿权,缩小了找矿的范围,国内矿产勘查投资环境日趋收紧。再次,我国有全球最大的找矿勘查队伍,有限的可供找矿的区域已容纳不下百局千队这么大的找矿力量,矿产勘查产能过剩。当前,国家推出了“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指明了矿产勘查应向何处去。此时,正是矿产勘查业的低潮期,未来两三年,可能会进入新的矿业周期。我国的矿产勘查必须融入全球的矿产勘查市场,坚持境外矿产勘查的方向。
  矿产勘查开发投资机遇在矿业低潮期
  刘益康认为,矿产勘查开发投资的机遇往往在矿业的低潮期。
  “国外的必和必拓,国内的紫金集团,都是在矿业低潮期崛起的。在矿业疯狂期去追高,其结果大多不妙。”他提示,目前,在全球矿业发展的低潮期,境外有大把质高价低的勘查项目,国内企业抓住乍暖还寒的机遇是关键。同时,他还认为,面对境外矿产勘查的成败,要更新观念,不以斤两数定成绩。
  他表示,业内的通常做法是,按规范里矿床工业指标的一般要求,找到并圈出了矿体,就算勘查成功。找到的矿床越大,成绩也越大。而矿床的大、中、小型划分标准,是以矿石量或金属量的多寡,以重量为单位来计算的。
  “但是,衡量矿床规模,除了斤两数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更重要的内涵,值得我们去关注呢?”他表示,在国外,大规模的矿床,除了具备“矿要足够大,能够形成大的矿山产能,在世界上有知名度”之外,还要考虑矿产品的成本在国际市场上是否有足够的竞争力;在几十年矿山寿命期内,能否抵御各类风险的冲击。
  同时,刘益康提醒还要关注矿山建设,单位产能的资本投入要有比较优势。
  而在通过预可行性研究,最终获得合适的矿产品成本和单位产能资本投入的矿床之前,境外矿产勘查取得阶段性成功,还应具备以下三个方面的条件:首先,境外勘查项目筹集到风险勘查资金,这是很重要的一步。对地勘单位来说,这比实施找矿还要困难得多。其次,探获所在国质量体系承认的资源量(储量),这意味着在境外获得进一步筹融资和商业并购的通行证。再次,通过出售转让勘查成果的权益,使矿产勘查投资者及时获得回报,而不是在最终矿山投产之后。
  境外矿产勘查失利的原因
  “这些年来,境外矿产勘查失利远多于成功。”刘益康进一步分析了境外勘查失利的原因:一是找不到矿的自然风险;二是评价指标的经济风险,按照国内的一般工业指标开展勘查,其预可研结果根本不经济,不可开发,这成为境外矿产勘查的最常见的败局;三是环境社区法律政治风险,因环保、社区、法律、政治因素,或不可开发,或矿权权益丢失,常使地勘企业扼腕叹息,其根本原因是立项的尽职调查不到位,或文化习俗差异处置不当。
  据刘益康介绍,我国境外矿产勘查起步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对越南的铬砂矿和阿尔巴尼亚铜锌矿的勘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澳大利亚、秘鲁、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也有一些零星的工作。
  我国地勘单位大规模境外矿产勘查始于本世纪,包括境外矿产风险勘查基金,与企业合作的境外矿产勘查,在境外上市初级勘查公司运作,地勘单位自有资金投入等。
  1994年~1997年和2004年~2007年,我国曾掀起了国外勘查公司投资矿产勘查的热潮。在中国投资的国外勘查公司,最多时达百家,但大多铩羽而归。其失败的重要因素,除了全球勘查市场起伏,国内勘查投资条件劣化等因素外,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对中国矿产勘查市场、商业文化和运作规则等“水土不服”。
  刘益康表示,在不同国家地区、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商业习惯、不同运作理念下,要达到境外勘查的目的,有着不同的路径。而就目前掌握的信息来看,国内企业在境外矿产勘查投资和运作成功率很低。其原因从思维方式、运作模式、商业理念等方面总结,主要有九个方面问题。
  第一,境外勘查投资决策一个常见的误区是,找矿潜力占的权重过大,对其他因素考虑不够。地勘企业习惯于按国内做项目的程序运作,按照规划立项、申请资金、设计审批、勘查实施、提交成果、报告验收的固定套路前行。即使对地质因素,他们也往往局限于对地层构造条件、岩浆活动、变质作用、矿化显示、物化探异常等一般性判断。而对选区是否位于勘查开发的热点区带,目标矿床是否为重要的矿床工业类型,是否有明显的富矿显示,则关注不够。勘查投资要有商业经营理念,远视矿产开发,融入国际矿产勘查的商圈和资本市场,研究经营风险,预设矿产勘查赢利的途径。在境外矿产勘查中,除找矿潜力是投资决策的首要条件外,还要做全面的尽职调查。如果尽职调查概念化,不专业,不到位,做表面文章,那么就会导致在千变万化的国外环境中缺乏应对措施和预案,最终失利。
  第二,评价矿床的视角发生偏差是普遍性问题。境外勘查企业普遍以国内的矿床工业指标要求圈定矿床,只重视矿床的大中小,从而忽视矿床平均品位,忽视经济概略性研究,缺乏具体国家、具体环境的论证。
  第三,不了解大宗矿产勘查开发形势。我国对大宗矿产品的巨大需求,引发了境外铁矿石、钾盐、铝土矿找矿的热潮。但这些低值的大宗矿产品,必须要有铁路、深水港口等基础设施的物流条件支撑,才能得以开发;或矿床的品位、规模足以支撑新的基础设施建设成本,才能决定开发。事实上,境外许多大宗矿产的矿床是早已发现了的,只要有市场需求,即可投入预可研,加密钻探,开展选冶试验,计算储量。因此,在境外矿产勘查市场,找矿投资几乎没有大宗矿产的份额。
  第四,对原住民、NGO、政府作用的误判,是境外勘查失利的又一原因。境外矿产勘查企业常常过分重视政府的作用,而低估甚至忽视协会、工会和其他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在发达国家,地方政府的推动作用十分有限;而取得原住民社区对矿产勘查的支持,是境外矿产勘查中的一个大难题。环境问题是和原住民、NGO、政府打交道的核心话题。环境保护支出,已成为境外矿产勘查的一道高门槛。矿产勘查是矿业开发环境保护的形象大使。但境外矿产勘查的环保问题,在我国企业内还未引起足够重视,还处于启蒙阶段。
  第五,境外矿产勘查投资,面对资源潜力大、品位高、价格便宜的好项目,要多问几个为什么,要多挖掘“好项目”背后的隐情。例如,国外合作方是否刻意隐瞒因环保事故被法院已裁定的巨额赔偿,从而避免造成勘查投资失误。
  第六,境外矿产勘查与开发脱节现象比较普遍,不能一味追求找大矿的结果,在还没有搞清开发条件时,就大力推进勘查。在我国计划经济时代,勘查与开发的衔接,是通过地矿系统与各工业部门的协同配合来完成的。随着工业部门的撤销,勘查逐渐市场化,若还是财政出资勘查,必然会形成矿产勘查单打独斗的局面。而在境外勘查,这种脱节现象就更加凸显。
  第七,被过多的探矿权拖累,是境外矿产勘查应当反思的又一个问题。要慎重地将境外探矿权数量多少、总面积大小看成企业资产、实力和工作业绩的重要标志。在境外,维护探矿权是要花很大代价的。在有的国家探矿权管理中,对探矿权的使用费和勘查投入要求逐年快速上涨,探矿权逐年按比例退回,并要求按时间节点提交年度地质报告。如果探矿权过多,所占矿权与公司资金技术和管理实力不匹配,将最终导致境外勘查资金趋紧,困境更加凸显。
  第八,地勘单位实施境外矿产勘查时,习惯按国内的方式运作,集投资商、运营商、承包商于一身,这种思路不是一个适合境外勘查经营的选择,牺牲了效率,分散了技术和管理团队的精力,影响了找矿的效果。境外勘探公司精力要集中在找矿上,只确定勘查方案。而勘查场地征地、平整、钻探、编录、化验、报告编写、环境恢复,以及预可行性研究等,完全可以承包给当地公司,以提高境外矿产勘查的效率。
  第九,境外矿产勘查在选择合作对象上,未能审慎地选择境外勘查合作者,难于判识各类资料的真实性,为投资和项目运作埋下了隐患。在可能的条件下,最好选择上市初级勘查公司为投资和运作对象。初级勘查公司经过多年工作,不断登记或购得探矿权,同时通过勘查工作,陆续放弃潜力有限的探矿权,从而控制了相对优质的探矿权区,地质资料的真实性和代表性受到证券市场监控,相对可靠,降低了风险。以此为依托,还可进一步在风险资本市场上筹资,并获得一个勘查投入的退出通道,不必等到矿产开发才收获勘查成果。

  “能赚钱的石头才是矿”、“地勘单位应向地矿新兴产业延展”、“我国新疆与中亚各国迎来‘一带一路’重大机遇”、“实施勘查开发一体化战略”……虽然第七届新疆矿博会日前已落下帷幕,但这场地矿盛宴引发的思考耐人寻味。针对破解当前严峻形势下的矿产勘查难题,国内外数十位颇具韬略远见的顶级专家学者道出了真知灼见,给出了解决路径、方法以及规避风险的措施,甚至一些具体技术,令业界为之振奋。
  转变观念:能赚钱的石头才是矿
  “改革开放初期,必和必拓来中国投资勘查,目标是寻找世界级的铅锌矿床。对于中方所问,找到多少万吨铅锌算是世界级,外方人员竟然听不懂,也不理解我们‘矿床规模’的含义,并给出了他们关于‘世界级’的解释:一是矿要足够大,能够形成足够大的矿山产能,在世界上有知名度;二是生产成本在国际市场上要有明显的竞争力,在几十年矿山寿命期内,能抵御各类风险的冲击;三是矿山建设的单位产能的资本投入,要有比较优势。”中国矿业联合会高级资政刘益康举出这样一个生动真实的事例,矫正了矿产勘查的成败观。“按照我国规范里的矿床工业指标的一般要求,圈出了矿体,就算勘查成功,找到的矿床越大,成绩也越大。业内是依据《矿区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划分标准》,根据矿石量或金属量的多寡来划分矿床的大、中、小。这一标准已经沿用了60年。多年来,我们就是这样以斤两数定成绩。”他指出,找到的资源量不经济、不可开发,这是境外矿产勘查最常见的败局,再或是找到了经济矿床,其生产成本、矿山产能的资本投入等指标也很有竞争力,但因环保、社区、法律、政治等因素,或不可开发,或权益丢失,只能扼腕长叹。因此,除了斤两数之外,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内涵值得关注。
  “能赚钱的石头才是矿。”刘益康直言,不能赚钱的所谓的矿,就只是石头。据其介绍,澳大利亚矿产储量联合委员会标准(JORC标准)也是十分清晰地指出,不仅要满足开发的技术要求,而且要求经济可行,还要得到社区环保法律的认可。矿床学教科书也开宗明义地指出:矿床是地质作用形成,符合当前经济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可被利用的有用矿物堆积体。因此,在刘益康看来,不能以一成不变的“工业指标的一般要求”来区别矿与非矿。矿产勘查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淡忘了何为矿、何为矿床。反思境外矿产勘查,就是要回归找矿者的初心,去境外找赚钱的石头!
  理论突破科技创新解决地矿难题
  在本届新疆矿博会上,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薛春纪研究团队提出了“亚洲金腰带”地质找矿概念。“亚洲金腰带”是指从中亚境外向东延伸进入我国天山,呈现出巨大的金铜多金属找矿潜力,有穆龙套(黄金储量超过5000吨)、库姆托尔(黄金储量超过2000吨)、阿尔马雷克(黄金储量超过1800吨、铜储量超过2800万吨)等世界级超大型-大型矿床。
  受“亚洲金腰带”地质找矿概念引导,近期在“亚洲金腰带”我国新疆段,产学研结合开展金成矿潜力分析和定量评价,有效地指导了新疆西天山那拉提-额尔宾成矿带的地质找矿工作:一是新发现了新源县卡特巴阿苏大型金铜矿,探明金储量87吨、铜储量5万吨;二是乌恰县萨瓦亚尔顿金矿新增金储量约100吨,结束了新疆没有百吨级金矿的历史。
  “亚洲金腰带”地质找矿概念在本届新疆矿博会上受到了来自中国、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巴基斯坦、加拿大等国家矿业专业人士的高度关注和评价。
  与“亚洲金腰带”地质找矿概念的理论突破不同的是,广东省资源综合利用研究所(稀有金属分离与综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汤玉和博士则专注于稀有及贵金属矿资源开发新技术。
  “我国是矿产资源大国,但丰而不富,矿石禀赋差,整体特征表现为‘贫、细、杂、难’,回收难度大。稀有金属大部分是复杂的氧化矿,更加难选,因此选矿流程复杂,往往是多段、多种选矿方法的联合流程;贵金属矿多为共伴生矿;原矿品位低,粒度微细,难以回收。”汤玉和介绍,广东省资源综合利用研究所已在卡房、红岭、北衙、金宝山等地分别成功应用了极低品位稀有多金属共伴生矿综合回收新技术、低品位复杂钨钼铋银多金属矿综合回收新技术、冶金技术强化分选低品位难选金银铁矿新技术、低品位原生铂钯矿的资源开发新技术,选冶、冶选采用新工艺、新方法,实现了低成本,简洁高效,统筹兼顾,综合利用。
  地勘成果最终体现在矿业开发的成效
  新疆作为有色地调中心地质调查工作的主战场之一,该中心通过10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在东疆的卡拉塔格、南疆的乌拉根、萨热克形成了3个大型有色金属资源勘查开发基地,为新疆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为地质调查事业的发展增添了一抹亮色。
  “地质调查及矿产勘查的成果最终应体现在矿业开发的成效上。我们一直致力于推动和实现勘查开发一体化战略,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有色金属矿产地质调查中心党委书记、主任杨兵在新疆矿博会上表示,3个大型资源勘查开发基地累计拉动社会投资规模约41亿元,提供就业岗位近4000个,企业取得了良好经济效益的同时,每年为地方贡献税收约3亿元。
  杨兵对多年的地质调查工作体会颇深,也总结出了自己的经验。
  第一,地调先行是基础。在2000年以前,有关地区虽然也有相应的矿点或者化探异常的存在,但因为工作程度过低,商业性勘查风险过大,资本进入非常谨慎,即便已经介入的少量企业也不敢投入大资金。只有地质取得重大突破之后,勘查开发才能加速,地质矿产调查的回报也非常丰厚。3大基地10余年的地调项目投入,矿业开发企业仅1年就实现了等量的税收贡献。
  第二,矿权支撑是保障。中心在这3个地区拥有一定面积的矿权,未来找矿成果的收益预期也是重要的推动力。过去,乌拉根和萨热克的勘查开发进程不理想,地方政府积极推动矿权整合,使风险承担者取得了合法收益权利,这加速了勘查开发进程,因此勘查开发一体化是推动矿业高效发展的重要途径。
  “地勘单位是地质找矿的主力军,技术优势突出,但缺乏开发能力。大型矿业企业则具有强大的开发能力和技术优势。只要两者结合起来,实现优势互补,利益共享,就能实现高效的勘查与开发。”杨兵说,3大资源基地勘查开发加速阶段都是大型企业成为项目主导后开始的,如卡拉塔格地区的西拓矿业和中色地科、乌拉根的紫金矿业、萨热克的大冶有色。乌拉根低品位铅锌矿的选矿技术进步也是大型矿业企业实现的突破。
  “新疆地大物博,成矿地质条件优越,地质工作程度低,找矿空间大,地矿事业大有作为。”杨兵介绍,2016年至2018年的3年规划中,有色地调中心中心承担了中国地质调查局批准的两个二级项目,在实践中建立了南疆红层铜铅锌矿的找矿模式,提出红层铜铅锌矿为陆相次级盆地生烃卤水成矿的新认识,拓展了找矿层、矿种,成为新的找矿线索,进一步扩大了找矿空间。
  规避风险争取国际话语权
  “境外矿业开发与国内有较大差别,矿山开发不只是技术问题,还有政治、金融问题,交织着复杂的经济利益关系。”中国科学院院士刘嘉麒表示,国内企业在国际化经营过程中,尚未完全从资源本身脱离出来,真正地从市场角度对项目进行全面考察,包括项目所在地原住民问题、劳动力资源保障问题,以及环境保护、社区要求、交通运输等各方面因素。
  刘嘉麒在新疆矿博会上提醒,“虽然‘一带一路’沿线有主要的资源丰富国家,但有的国家投资风险也较高,如吉尔吉斯斯坦由于近年来政府调整矿法和提高相关税费,民族主义热潮上升,民间排外思想强化,国家对资源控制意识不断增强,导致投资环境恶化。”
  “全球矿业资源治理主体多是西方国家,形成了国际上通行的规则与机制,在某些领域甚至成为实现利益诉求的工具,而我国缺乏制定国际矿业游戏规则的主动权,对我国境外勘查开发不利。”对此,刘嘉麒给出了解决之道,“应根据各国差异化需求制定矿业投资政策,加强基础评价、风险监测和信息共享服务,搭建矿业合作的稳定平台。明确境外资源开发利用的总体推进思路,强化重点矿种、重点地区的选择,做好对全球资源开发利用的统筹协调与布局。同时,综合考虑地质勘查、资源开发、
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及金融体制、外交等各方面因素,加强对境外资源开发利用的整体规划和协调推进。增强文化包容与合作意识,有的放矢地制定矿业投资政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四种文明、上百种语言,在矿业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必须从目标国的角度出发,在承诺不对当地文化和生态环境造成影响的情况下,将矿业投资与推进资源丰富国家工业化进程、提高当地生活水平和就业机会等联系起来,为我国矿业企业‘走出去’、‘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奠定基础。特别是要注重不同国家的差异化需求,深入了解每个国家、每个群体,甚至某一具体区域,对我国矿业投资的期望与需求,并据此制定相关的政策措施。我国企业还要全面参与矿产资源领域全球治理体系,积极参与国际矿业规则等制定,从‘规则接受者’向‘规则制定者’转变,加大深度与广度,发挥我国企业在矿业领域的模范带头作用,塑造负责任的矿业开发形象。”
  在具体操作上,刘益康认为,成功的境外矿产勘查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首先,境外勘查项目筹集到了风险勘查资金,即是用你的找矿设想和探矿权,打动了勘查投资者,这是很重要的一步。对于地勘单位而言,这比实施找矿还要困难。其次,探获了CRISCO国际储量标准体系承认的资源量/储量,从而获得了在境内外进一步筹融资、商业并购的通行证。第三,通过出售转让勘查成果的权益,使矿产勘查投资者及时获得回报,而不是在最终矿山投产之后才获得回报。第四,通过可行性研究,最终获得合格的运营成本和资本性支出指标。例如中色地科在坦桑尼亚勘查金矿,部分达到了上述要求,是为数不多的成功范例。
  中亚各国与我国新疆迎来重大机遇
  “在全球四大成矿域中,有12个成矿区带在一带一路范围内,这些成矿区带中有大型-超大型矿床达326个,为一带一路矿业开发奠定了坚实的地质资源基础。”刘嘉麒在新疆矿博会上主题演讲时介绍,处于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的中亚地区,油气资源储量十分丰富,开发潜力巨大,与我国地理位置临近,交通运输便利,著名的第二亚欧大陆桥横贯该区。此外,中亚矿产资源潜力巨大,是全球矿产资源潜力最大的区域之一,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以铜、金为代表的多金属成矿区之一。目前,已查明了若干重要成矿带,如阿尔泰地区的铜、多金属、金矿带;蒙古南部的铜矿带;哈萨克斯坦北部的金、铀矿带;哈萨克斯坦中部(环巴尔喀什湖地区)的铁-锰、铜、多金属和稀有金属成矿区;中天山南缘的金、铜、钼、钨矿带等。
  “中亚地区已确定的32个成矿带有16个涉入新疆。”刘嘉麒表示,新疆地处欧亚大陆的核心部位,是联系中亚地区矿产资源的主要通道,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新疆矿产资源丰富,矿产种类多、储量大,已发现的矿产有138种,其中9种储量居全国首位,32种居西北地区首位。新疆可谓是一带一路的金腰带,是我国乃至全球重要的成矿域之一,与国家资源安全密切相关。
  刘嘉麒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为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机遇,沿线国家资源需求将持续上升,将是中国主要矿产资源需求的重要接替者,全球主要矿产品供需基本面供过于求的大趋势将逐渐扭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数是新兴市场国家和欠发达国家,虽然成矿条件好,找矿潜力巨大,资源丰富,但矿产地质工作程度低,资金短缺、技术落后、人才匮乏,与我国具有较强的资源互补性,加之沿线国家与我国具有长期睦邻友好的关系,矿业勘查开发合作基础良好。中国矿产资源相关产业应积极“走出去”,提高国际竞争能力,紧紧抓住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机遇,收购或并购那些经营困难、矿业资金链不通畅,但资源品质优、规模较大、具有发展潜力的矿山或公司,直接获得勘探权和开采权,自主经营,成功后可拥有稳定、可靠的资源。
  地勘单位转型发展要坚持持久战
  面对严峻的矿业挑战,“地勘单位转型发展要坚持持久战,在总体上分阶段推进,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实现短期严峻向长期向好的转变。”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副院长付英表示,第一,保持宏观战略定力。强身健体,依靠有为干部、塑造精锐团队,向着企业化不断前进,利用学会桥梁和理论力量,推动治本之策落地。第二,加强战略纵深防御。拓展技术服务领域。目前,地质工作已经进入到了全面需求驱动的“大地质时代”。一方面,在矿业经济持续低迷背景下,地质勘查工作重点正在悄然转移。调查显示,在未来地勘工作重点发展领域中,环境地质、农业地质和灾害地质最有潜力;另一方面,土壤修复、地下空间利用、水污染防治、海洋矿产开发等资金需求量巨大,均在千万亿元以上。地勘单位应当不断向地矿新兴产业延展,占领未来地质勘查行业发展的制高点,体现地质工作多元化服务及其效用。关注技术前沿创新,特别是一些颠覆性技术,矿业领域里如石墨烯、玄武岩纤维,要重点跟踪石墨等战略性资源,掌握国际优势非金属矿产分布态势,跟踪铂族金属、稀土、锑、钒、钨、锗等关键矿产。承接政府购买服务。最近有政策规定,禁止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承接政府购买服务,这对长期坚持企业化的地勘单位无疑是利好消息。第三,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到西部去、到海外去,寻找小众市场、低成本资源、成长性矿权,矿业的未来是小众市场。在L型经济下,对小众化、稀缺性、新兴战略性产业所需要的矿产的价值挖掘,其总收入可能超过对传统大宗矿产的投资所得。地勘企业的未来是拥有低成本资源,矿业资本的未来则是获得成长性矿权,这里的成长性矿权是指符合成矿规律和找矿模式的,能够通过控股、融资给投资者带来丰厚收益的矿业权。